國際學校，別急著沖進去。上海國際學校網介紹世界上任何一種教育體系、任何一所學校都是不完美的。選擇和別人不一樣的道路應該慎重再慎重，不論低齡海外留學去選擇“別人的教育”還是進入國內的國際教育學校都注定是一條漫長的“非主流成長道路”....

　　李老師每次公開演講必說的那句話：國際化教育、國際學校，別急著沖進來....

　　“為了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好的中學教育，面臨擇校的時候，你的考慮范圍會有多大？本市、本省、中國大陸、大中華地區，還是全世界？”這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拋出的問題。

　　七八年前，對絕大部分家長而言，這個答案還是本市公立學校一條船。但近幾年來，國際學校或出國留學，早已成為相當一部分企業家、高管、高知家庭的首選。

　　初中入學政策的變來變去，也讓一部分被擋在公辦學校之外的非京籍、非片內家長，被迫走上了一條“非主流成長”的教育道路。

　　“洋教育”搶灘中國？

　　在官方語境中，國際學校僅為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外籍學生開辦，實施外國學制，不受中國教育主管部門約束。中國籍學生，則必須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這是一個涉及到“教育主權”的問題。

　　雖然我國對教育領域的開放始終呈審慎態度，2014年，北京教委甚至明確表態暫停公立高中國際部的審批，然而這些都未能抵擋住入學需求的高漲和機構的辦學熱情。

　　五花八門的國際學校、國際班經常讓“小白”家長一頭霧水。據漢通洋高考創始人吳越透露，連教育圈內都有不少人，以為中加學校、**中學等等就是國際學校。而對真正的國際學校，如順義國際學校、京西國際學校等不甚了解，甚至聞所未聞。

　　那么這些國際學校都有什么異同？

　　北京世青國際學校李錳老師回憶說：“早在80年代，使館區出現了外交人員子女學校。例如當下的大韓國際學校、巴基斯坦使館學校、德國國際學校等等，前期主要為大使館的子弟提供服務，后來擴展到了在京的本國人子女。

　　到了90年代，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出現了，在北京大約有20所左右，知名的北京順義國際學校，是由六個國家大使館辦的外交人員子女學校演化而來，還有京西國際學校、德威英國學校、耀中國際學校、哈羅英國學校等等。”

　　包括哈羅在內的國際學校，都要求學生必須是外籍或者持外國綠卡，有些甚至對父母的國籍都有要求。但一位匿名的教育工作者告訴記者，很多學校要求也不是那么嚴，學生以正在辦理移民等為由，也能入學。“中國籍生源大概能占到20%-50%，這一塊民不舉、官不究，一般不怎么特別公開。”

　　由此可見，以上兩類學校至少在明面上，和中國家庭沒什么關系，老板也都是外籍。而三類國際學校的老板則都是中國人，中外學生同堂，李錳稱之為“提供國際課程項目的中國民辦學校”。

　　早在1997年，私立匯佳學校率先開設了IB課程(國際文憑課程)。2000年，世青國際學校成立，率先采取了中外學生同堂的方式。此后“民辦洋教育”風生水起，2005年樂成國際學校成立、2006年海嘉雙語學校成立……

　　王府、中加、新英才、匯佳、樹人瑞貝、拔萃等學校招收的都是中國學生。這些學校的創辦者，多為房地產開發商。有些特例則原本就是教育從業者，如世青的創始人王虹，原是北京五十五中主管國際學生的校長。

　　家長談論多的“國際學校”，卻是一塊“是非地”

　　在記者采訪中，70%以上選擇“國際學校”的家長，其實送孩子上的都是公立中學開辦的“國際班”—基本上都提供高中課程，中考結束以后小孩就進入到出國程序。這里面有真正的國際班，只招收外籍子女，如清華附中國際部。

　　更多的是都是中國籍學生的國際部。無論是學校，還是普通公辦高中創辦的“國際班”，幾乎從誕生之初，就因其亂象叢生、利益鏈復雜，質疑聲不斷。

　　曾經有段時間，公辦中學熱衷創辦自己的民辦校。初中是義務教育，不能高收費。搞民辦校，就可以打著名牌中學的招牌高收費。國際班不過是以 ‘輔導學生出國留學’ 重新包裝的小金庫項目，收費更高。”一位家長告訴記者。

　　另有熟悉情況的家長透露了一個“公開的秘密 ”—國內名牌公立高中的國際部，多數是由外面的三方中介機構實際操盤，雙方分成。教職員工則是由普高臨時調往國際班。

　　一位教育界人士認為：“ 三方操盤也不必一概否定，但畢竟是兩個主體，一旦雙方鬧矛盾，容易對學生造成傷害，曾經在上海就出過這樣的事情。”

　　8月份，幾所國際學校在上海相繼開學或預備落戶，一時有媒體驚呼：“國際學校搶灘，撬動上海教改”。而上述人士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真正的國際學校不能招收中國籍學生，怎么搶灘？

　　至于公立學校牽手的國外中學，這里面水很深。在這些合作辦學項目中，很多國外學校存在的價值，只是為了讓整個項目在中國得以審批通過，無所謂搶灘之說……”

　　家長非富即貴？

　　上國際學校的家庭，在一般人看來，肯定是“非富即貴”。“某導演的兒子以前讀的就是北京的國際學校，擔任學生會主席，現在已經在紐約大學讀大二了。”一位與其熟悉的朋友告訴記者。

　　很多國際學校的招生辦給家長留下的印象則是“傲慢”、“勢利眼”。

　　而李錳則認為："建校一年，世青學校有146個學生入學，中國籍同學僅有一位。05年前后我們的400多個學生中，僅20個左右中國籍孩子，來自全國各地。這些家庭中知名企業家居多，明星子女也不少。那時候大部分中國家庭并沒有上國際學校的需求，直到2007、2008年，需求才明顯多起來。"

　　現在大富大貴的，要么買學區房送孩子上學校，動輒上千萬，要么就直接送孩子出國了。北京國際學校的學費一年15萬-25萬人民幣，多數學校都并不需要大富大貴也能上得起。

　　孩子就讀于清華附中國際部的程濤告訴記者：“我感覺家長分三類，一類是頂尖的，例如姜文、倪萍、楊瀾這樣的名人。這類家長在選學校的時候更看重名頭，不見得多理性。二類是特別外企范兒的，有些家長在外企大公司任高管，孩子學費可以報銷。三類高知和新富家庭居多，初中太費勁，把他們給逼得實在受不了了。”

　　程濤將自己歸入“理智派”。他認為：“有些人上國際學校，只看哪家好，或者哪家貴，這實際上是一個坑。不同的國際學校有不同的氣質。而小孩的發展也是非常個性化的。一要花時間想清楚，自己孩子的特點是什么，適合上哪家學校。”

　　擇校的時候，程濤花時間把心儀的每家學校都跑了一遍，也請教了不少過來人。在他看來，京城的國際學校，大致可以分為“英范兒”和“美范兒”兩大類。前者比較注重基礎的東西，強調基本的技能要扎實，留的作業很多，非常標準化。

　　后者的作業往往是一個團隊留一個課題，完成得怎樣在學生自己，分數好的能夠得到展覽的機會。有可能超一半的學生會非常玩命，不可避免的也一定會有人混事。程濤希望孩子將來去美國上大學，選的是“美范兒”的清華附中國際部。

　　接下來他重視的是學校規范與否。這位畢業于清華的“海歸”說：“清華人本來就喜歡在清華邊上扎堆，清華附中國際部就是一個清華海歸學子扎堆送孩子上學的地方。學校比較規范，很多老領導的孩子都在里面，校方不敢亂來。”

　　畢業于北大的企業家海客說，送兒子上國際學校是因為他更崇尚素質教育。這是一位“心很寬”的非典型父親。“我主要受國外教育理念影響，覺得人生很漫長，學習課本知識的重要性只占到20%-30%，而智力、情商、性格、品格、健康、快樂、保持對世界的好奇心，這些都很重要。

　　從上幼兒園我就帶著他各種玩，學三國殺、打游戲，從來沒把孩子往上牛小的方向培養。他喜歡看書，從上小學開始就自己找書看，上網絡公開課學心理學。

　　小學前三年簡單，每科能考100分，四年級以后天天看書，成績就落到十幾名，我們對他能不能考上好初中，心里也沒有底氣。***媽、外婆都急了，讓我管管，但我順其自然，不學也不逼。

　　后是他自己看到擇校壓力了才開始重視，考上了北大附中。這說明閱讀量大的孩子，學習成績就不可能差，只要他重視了，成績自然會上來，家長要放開一點。我也是這么過來的，從小自己看書，一樣考上北大。”

　　中考結束后，海客的兒子本想參加高考。他覺得如果上國際學校，將來出國讀書花錢比較多，4年大概200萬左右的學習生活費。還不如把這200萬省下來，將來給他做創業基金。海客認為把錢投資在教育上值得，說服兒子上國際學校。

　　朱教授就職于北京一所學校，他將一雙兒女都送到了國際學校，原因是“國內高考太恐怖。往往有一個孩子考大學，全家兩三年內都不得安生”。 身在外企的曉妤則在小學階段就把兒子轉往私校，有感于兒子在公立小學得不到“公平待遇”。

　　“平心而論，公立學校對孩子學習習慣的培養還是挺不錯的，但老師更看重自己班的擇校率，對學生好壞的評價標準，還是固定的思維方式，很安靜很乖的受歡迎。我兒子思維活潑，坐不住，非常吃虧。他的自尊心又強，我擔心過多的干擾會對他的開放思維造成影響。

　　還有部分家長則是被北京“史上嚴”的入學政策擋在了公立中學大門外。有家長抱怨說：“在北京已經打工十多年了，孩子就是在北京出生的，戶籍所在地沒有房子也沒有人，北京教委通知中考和高考無戶籍的學生都不準參加。被逼無奈，一個打工者的子女也必須上這種學校出國留學，這樣的人不在少數。”

　　留學就萬事大吉？

　　從記者的調查來看，無論當初家長是出于何種考慮選擇國際學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認為這樣的選擇符合自己的初衷。

　　但也有人士表達了對未來的擔憂。

　　“很多海外高中，大陸孩子扎堆，脫離家長視線后，比富、逃課、談戀愛、抽大麻、打游戲……內心強大，自控能力強的孩子低齡留學則更合適一點。”一位國際律師聲稱。

　　“如果回頭再來，可能不會選擇送孩子去國外留學，國外也沒有想象的那么好。”朱教授反思說：“哈佛性侵丑聞，一直都被捂著蓋著，如今露出的只是冰山一角；劍橋、耶魯、哥大的學生酗酒也厲害。我們的孩子還小，也不是特別懂事，挺讓人擔心。

　　這些留學生中，后回國的有多少？ 朱教授給出的比例是在80%-90%。 “能出國的孩子，家庭條件都不錯，奮斗精神就不如苦孩子多。出去以后舉目無親，水土不服，融入不了美國社會。我有個越南同學，十幾歲就到了美國，本科在哈佛念的，英文好得不得了，但心理上還是改不了，臺灣同學也是這樣，一看到亞洲人就親熱得不得了。

　　這些孩子，比較下來，就會覺得還是國內更好。父母有地位，對找工作也更有幫助。他們回國以后，又會覺得跟美國相比，這樣、那樣不如意。所以家長和孩子在擇校的時候一定要想好，得做好吃苦準備。否則還不如在國內上，咬咬牙，再苦也把高考挺過去，等上研究生的時候再出國。”

　　程濤也認為：“不少小孩初中一天8節課，很累很壓抑，暑假參加夏令營到美國學校一看那么輕松，立刻吵著要出國。家長也順從孩子的意思，把他們先送到了國際學校過渡。這些孩子大學畢業了，自然也想繼續留在美國，但一個殘酷的現實是，他們中絕大多數都得回中國，只有10%-20%能在美國辦到工作簽證。

　　即便拿到工作簽證，6年內還要辦綠卡，不見得呆6年就能辦到。多數人回來之后會非常失落，價值觀不一樣，找工作，除了外語好，沒有其他優勢。在國外讀書，比如上哈佛，一年學費5萬美元，4年100多萬人民幣，回國年薪10萬，眼看著留在硅谷得同學可能一年拿七八萬美元，巨大的心理落差是我們需要去正視的問題。”

　　有一個數據對程濤所說的現象提供了佐證。中國留澳學生達12.4萬，但新任澳大利亞教育部部長佩恩說，只有2%的中國留澳學生終拿到了澳大利亞的永久居留權，大部分的國際生會選擇回國找工作。

　　正如李錳所言：“當國際學校的大門面對國內同學徐徐打開之際，請不要急不可待地沖進來。理解您急于掙脫應試枷鎖的心情，但是國際學校不是靈丹妙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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