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IEIC國際教育創新大會即將揭開面紗!作為教育行業的一次盛會，IEIC國際教育創新大會通過主題演講、圓桌論壇、研討分享等形式，給教育者和家長帶來了多角度的思維火花。

　　本次IEIC國際教育創新大會嘉賓陣容堪稱豪華，其中特別邀請到了201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Michael Levitt，他將結合自身多年的科學研究，分享他對于科研與教育的見解.精彩內容，值得期待!

201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重磅嘉賓：Michael Levitt演講主題：《Is basic science needed for significant and fundamental discoveries》

Michael Levitt

201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英國皇家學會會士，斯坦福大學結構生物學教授

　　Michael Levitt教授也參加過我們首屆IEIC大會，他分享了自己奉獻科研的一生，以及“基礎科研、基礎科學”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他認為，要想做成一個好的科學家，或者說在任何領域有成績，都要具備這四點特質，即：熱情、堅持、原創及善意。

▲Michael Levitt教授精彩演講瞬間

　　(以下為Michael Levitt首屆IEIC大會精彩演講)

　　Michael Levitt：我今天在這兒其實也是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人生故事，我自己也是非常重視教育的。同時，今天也想跟大家說一說，在技術和科學的方面，我們可以做哪些東西推進技術和科學的發展。

　　我是1947年出生的，所以我的人生就大概是從50年代開始的。在50年代的時候，在生物學領域有了一場革命。在那個時候科學家主要還是英國的一些科學家，他們將生物重新定義成了物理學。我在50年代的時候還是一個少年，我很幸運、因為當時我媽媽給我買了一本雜志叫《科學美國人》，我當時在《科學美國人》上看到了很多非常高質量的論文。為什么我會對《科學美國人》雜志感興趣呢?因為這個雜志，是在當時那個年代唯一彩印的雜志。如果科學家想要在雜志上發彩色論文，《科學美國人》是當時唯一一個可以實現色彩的期刊。在其中就有一個重要的發現，提到：其實生物學或者物學背后一個重要的分子或者DNA、蛋白質這些東西，都是有很明確的形狀的。這個也是讓我感到非常的有興趣，繼而研究了“計算結構生物學”。其實每個人的人生中都充滿了隨機性，都是有很多的運氣成分在里面。我也不例外，我的運氣從1963年開始被運氣之神眷顧了。我出生在南非，1963年跟我的姨和舅舅一起去英格蘭度假。

　　當時他們家里面有一臺電視，我人生中在此之前從來沒有見過電視。所以我一看到電視，就站在電視前面驚呆了，而且我當時也是非常幸運，因為正好當時電視在播Nobel Prize的節目，當時他在電視上做《生物即物理》的節目，他是1962年獲得了諾貝爾獎。我是16歲到的英格蘭，之后幾年在倫敦讀完了我在物理學方面的本科學位，后來我又想去劍橋跟Prize讀博士。所以我就給他寫了一封信，說：“Nobel Prize我想做你的博士生。”他說：我不要。我就又給他寫了一封信，說：“我想做你的博士生”。這回他答應了，但是要求我一年后再來，而且要求我這以后的一年必須要去以色列做研究。

　　他之所以送我去以色列：一個是因為他是那邊研究所的一個主任，另外也是因為圖上的這兩位先生，左手邊的是跟我五年前一起獲得諾貝爾獎的人。當時所做的研究是看小分子之間的作用力，我這一年就是研究的這個領域。以至于我后來真正讀博士的時候，也是往這個方向走的。因為有這一年打基礎，所以后面博士也讀的很順利。這種系統之間的作用力，就可以幫助我們去預測不同的對象它們前進的方向。其實分子是非常小的，它是達到了“亞納米”層級的。

　　在我24歲、25歲左右的時候，我就開始去用計算機預測蛋白質的移動方向，其實我們每個人體內都有非常多不同的蛋白質，有多達十萬種不同的蛋白質。其中蛋白質因為它的形狀不同，所以功能也不同。圖上這個小的蛋白質，可能功能比較簡單，還有一些形狀很復雜的、功能也非常的強大。盡管我后來得諾貝爾獎的工作，其實是基于我19歲-25歲之間所做的研究工作，但是在25歲之后我也沒有停下腳步，而是繼續的去做一個科研人員、做一個科學家。你可能會問，說：為什么你后面還繼續工作呢?我有兩個回答：1.我非常喜歡做科研，我非常喜歡科學。2.我當時也不知道自己后來能夠得諾貝爾獎啊。所以大家不要以“得諾獎”為目標，還是要一直去做科研的。

　　片子是1977年的時候做的，現在40年過去了我又做了一個新的片子，是一個比剛剛蛋白質大得多的蛋白質，它的名字叫“多核糖”，這個東西主要就是從DNA里面摘取一些信息。這個東西也就是多核糖，其實存在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細胞當中，無論是植物，還是菌類，還是人體，當中都有核糖體。這個核糖體就好像是一個人體生命的3D打印機一樣，會從DNA中摘取信息，然后把它展現出來。

　　今天我們得問一下，因為做科研是很貴的。我們做的這些科研，是不是有任何價值呢?在這兒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在80年代所做的一項工作。我在當時做的時候，以為我這個工作是沒有任何價值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這一份科研工作，有了越來越大的價值。這個是我們每個人身體里面都有的一個蛋白質，叫作“抗體”，它可以有排異的功能。抗體剛剛說了，是一種蛋白質。我知道怎么樣去計算蛋白質。為什么要去計算它呢?其實當時的初衷也很簡單，因為我很喜歡做這個工作，很喜歡去統計、計算蛋白質。在1987年的時候，我就從以色列，也就是剛剛說的威絲曼研究所去到斯坦福大學，斯坦福大學那邊初創企業和應用型的科研文化是非常濃厚的，在1989年的時候我跟另一家公司一起做了科研，發表了一篇論文。這個論文就是跟白細胞介素結合的人源化抗體。我們都知道剛剛講了，抗體是可以對抗疾病的。所以說如果你能夠從癌細胞身上分離出來一個分子，然后基于這個分子找對應抗體的話，那么就可以去對抗這個癌細胞。這個想法在今天來看也是非常普及的了，但是在80年代的時候，這還是一個非常前沿的想法。

　　做抗體的過程是這樣的，你把癌細胞抽取出來打到小鼠身上，然后這個小鼠就會針對這個癌細胞產生抗體。但是這個小鼠產生的抗體，你不能直接打到人身上，因為打到人身上，人本身的抗體就會認為是異源的抗體，會攻擊它。所以最后的做法，就是把這個小鼠產生的抗體給摘出來一部分，然后跟人身上本身的抗體做一個蛋白質結構上的結合。比如：大家在圖上看到的這個照片里面，左邊的灰色部分就是人身上本身的抗體，紅色的就是小鼠身上摘下來的抗體的片斷。

　　這個想法其實是Winter提出來的，這個想法當時Winter提出來的時候也是非常令人欽佩的，因為他本身也是很厲害的科學家。如果你看一下中間這一張圖，也就是蛋白質的結構圖，可以看到紅色的部分跟白色的部分是接在一起的。所以你真正要做的，就是把小鼠身上紅色部分的蛋白質提取出來，然后把人身上的白色或者灰色的部分提取出來。然后再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中間接口的藍色部分。右邊現在是一種新的方法，但是這個方法不是Winter提出來的，而是剛才講的論文第一作者提出來的。當時是他跟蛋白質設計公司，一起去做的研究。因為他是來自于這家公司的，所以他必須要確保這個專利是得到嚴密保護的，右邊新的做法現在的專利保護度是要比左邊強很多的。因為他的這個專利保護度很好，所以有一些非常大的藥企，比如：羅氏之類的，就投資這個專利，想基于這個專利做一些新藥。他們知道，如果十幾億、數十、數百億的錢投下去能夠做出來藥的話，這個藥是很難被仿制、很難被超越的，它的專利保護度是很強的。現在基于這種方法所制作的針對癌癥的抗癌抗體，已經是有幾個了，其中每個都是基于剛剛所說的公司，也就是蛋白質設計實驗室公司的方法所制成的。這家公司每一種方法，每一種藥也要收取專利費。這就意味著每年專利收入，就可以達到5億美元，而且這個5億還是三四年前的數字。所以從剛剛例子中您就可以看到，其實基礎研究是可以轉化成這種應用型的研究的，是可以有應用的意義的。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需要有專利、需要有初創公司和大公司的參與，也需要時間，可能是25年的時間。我作為一個基礎科研的科學家，這一生過得非常愉快。但是今天年輕的科學家們，他們怎么樣呢?我對于今天年輕的科學家做了一些統計研究得到了一些數據，我發現其實今天的情況是很令人擔憂的。我們看到今天所謂的“老一輩的科學家”，也就是55歲以上的科學家，更多是臨床領域，或者基礎科研領域，或者是拿資金拿的比較多的、拿科研經費拿的比較多的。

　　但是我們看到46歲以下的，是我們定義為“年輕科學家”的他們是呈相反的趨勢。也就是說，臨床科學家的人數相比于老一輩的較少，做臨床的比較多、做基礎的和拿到科研經費的都比較少。所以就等于說，現在在我們美國看到的做基礎科研的這種年輕科學家都越來越少了，這一點對于我們來說有什么意義呢?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基礎科研、基礎科學”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有多大的重要性。我想這個問題不僅適用于美國，也適用于其它的國家，包括中國。其實基礎科學是一個很難去想、很難去思考的東西，因為基礎科學里面的發現往往是從無到有的，是之前大家從來都不知道存在的東西。其實基礎科學里面你要想取得一些發現，往往是取決于運氣或者是取決于你的機緣巧合成分的。就算你本身很聰明，要想成功也得要有一點運氣，這就讓做科研好像是中彩票一樣。當然，你要想贏得彩票，你首先手上要有一張彩票。你手上的彩票數目越多，最后贏得大獎的可能性也會越大。還有一個問題我們需要去想的，就是到底什么才算好的基礎科學。因為有的時候大家可能會覺得，不同的科學家都覺得自己是在做同樣的一件事，然后就開始爭，說：誰是先做的，誰是后做的。

　　我這兒就以一個簡單的評判方法來說，我覺得諾貝爾獎其實就是一個評判基礎科學的一個好的方法，而且諾貝爾獎所關注的也往往是優質的基礎科學研究。因為我今天的講座主要還是關于美國的，所以在這兒我想給大家呈現一幅諾貝爾得獎的美國及全球對比圖。剛剛對比了一下美國得諾貝爾獎和世界其它地方得諾貝爾獎的對比圖，綠色的柱子是美國得諾貝爾獎的。真正不是從50年代開始的，50年代開始到往后四五十年當中，美國進入諾貝爾獎高發期，當時諾貝爾獎得數一國就超過世界其它國家的總數。但是最近諾貝爾獎的得獎數出現了下滑，所以也在思考這背后是為什么?在這兒給出一個答案，一方面是要有資金。另一方面，你是要完全的投入。

　　怎么樣能夠得比較多的諾貝爾獎呢?這就好像是說，你怎么樣去做最基礎的基礎科研一樣。在世界上有大概那么三四個機構可能是大學或者研究所，是經常出諾貝爾獎的。在這兒我就重點來談一個：我今天想給大家主要說的研究機構，在英國、在劍橋，他的名字叫“分子生物學實驗室”，也是英國醫學研究理事會下屬的一個研究實驗室。從1958年到今年為止，這個實驗室里面一共走出了28位諾貝爾獲獎者，而在這么多年當中，這個研究所里面就職過的一共也就1500多人。之所以講這個機構，也是因為我在做博士的時候，就是在這個實驗室，而且在博士畢業了之后，又在這個實驗室工作了八九年。

　　剛剛這一頁當中，其實有非常多的大家耳熟能詳的知名科學家。在這兒我就不多說了，因為時間有限。我就說一個可能大家沒那么了解的科學家，他叫“西德林·布倫納”，他現在主要工作是在新加坡。這個人其實很特別，因為他是跟五個人一起工作，這五個人都是有拿諾貝爾獎的。但是大多數這個團隊是三個人，基本上一個是帶頭的，另外兩個可能是他的學生。如果你見過他的話，你就會發現，他好像是一個奇思妙想的點子發射機一樣，不停的往外發射點子。他其中有一些點子是聽起來非常瘋狂的，但是也有一些是非常好的點子，我們就需要這些瘋狂的點子來啟發其他人，來啟發科研。在劍橋的這個實驗室當中，我覺得他們有很多的這種有利于摘得諾貝爾獎的條件，其中第一個就是資金，要有支持科研的充沛資金。

　　第二點，就是沒有這種官僚或者說沒有這種教條之類的東西。其實管這些科學家是有一些規則的，但是領導、實驗室的主任，是把所有的規則藏起來就讓科學家感覺自己好像是在完全自由的環境中做科研。一般科研小組的規模也比較小，平均的規模大概是三個人，但是同時你也會跟其他很多跟你同樣水平、同樣等級的一些科學家一起去共事。另外這個壓力也是很大的，同行，還有你的同事也是給了你很大的壓力。你過去發表的論文已經不能代表你的學術水平了，你的學術水平是取決于你的下一篇論文。另外在這個實驗室當中，在劍橋這兒也沒有論資排輩，就算是一個年輕的博士生，他們也感覺自己可以比肩諾貝爾的得獎者。在這兒我給大家提出一些問題，因為我們今天沒有問答環節，所以我就自己問一些問題，然后留給大家思考。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其實我的人生剛剛已經跟大家講過了，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我的人生有沒有借鑒意義呢?如果你覺得，說：因為我是看電視，所以比較好，走上這條人生道路的話，回去就一直電視，也看不成科學家。

　　另外我覺得要想做成一個好的科學家，或者說在任何領域有成績，都要具備這四點特質，即：熱情、堅持、原創及善意。在這兒我還想再加一個，是不在我大屏上顯示的，就是你要隨時做好準備接受自己的錯誤。因為你要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的話，你就要準備好可能自己會做錯，要愿意接受自己的錯誤。而且汲取過往的人生經驗，我們也知道你從失敗當中學到的，是比從成功當中學到的要更多。

　　還有幾個問題：第一，就是是不是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需要做基礎科學的研究?這個我自己也是沒有答案的。第二，科學家是不是應該聯手商界做一些商業活動?我覺得不妨這樣做一下。第三，年輕科學家，后面的成長路徑是什么?我覺得現在很多諾貝爾獎的獲獎者都是基于年輕時候的工作，所以我覺得年輕人也可以以此為目標。最后一個問題，諾貝爾獎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是否重要?我覺得可能是的。

　　今年的IEIC大會，我們又有幸請到了Michael Levitt教授，聽聽他對于科研與生活的見解，從小為孩子們埋下一顆精英教育的種子吧!

　　如果你也是一名奔波在育兒路上的家長，想要為孩子探求一條適合孩子的成長道路，那么一定不要錯過這場教育盛宴!

　　2020年IEIC國際教育創新大會

　　遠播教育將于10月24日舉辦2020年IEIC國際教育創新大會，一站式解決擇校問題!100+教育嘉賓，上百所國際化教育機構，亮點眾多。大會當天，將會有眾多優質國際學校的校長及教育大咖為大家帶來精彩的演講,家長可現場面對面交流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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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IEIC教育創新大會舉辦詳情

大會時間：2020年10月24日 星期六

大會地點：上海寶華萬豪酒店 上海市廣中西路333號2樓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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